公元249年2月5日，少帝曹芳前往高平陵拜谒魏明帝之墓，大将军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们皆随同前往。蛰伏多时的司马懿趁机发动兵变，率其私兵党羽攻入洛阳，控制皇宫。司马懿当时的依仗只有三千私兵，内心惶恐不安，于是他派出心腹前去劝降曹爽，许诺“只要你交出兵权，爵位财富都可保全”，并在洛水边对天发誓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洛水之誓”。曹爽轻信诺言，在没有任何战斗的情况下直接投降并交出兵权。然后司马懿立即变脸，诛灭曹爽三族。在曹爽兄弟及其党羽被下狱之后，司马懿让他的亲信何晏调查处理党羽，并给予他赎罪的机会。何晏真心相信，竭尽全力编造罪名，将曹爽的亲信逐个查办。何晏原以为通过这样的表现可以保住性命，但在最关键时刻，司马懿再次出尔反尔，将何晏的三族全部诛灭。司马氏以这种背信弃义的方式谋夺了曹魏江山，可谓得国不正之最。
东晋明帝听王导说起这段事迹后，掩面伏在坐床上，羞愧地说道：“如果像您说的那样，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！”（“若如公言，祚安得长！）
司马懿违背“洛水之誓”，数百年来被传唱的刘秀“洛水之誓”佳话被扔进垃圾堆，秦汉以来的中华第一帝国的余晖消失无踪，所有的政治共识和契约也随之烟消云散，政治斗争成为尔虞我诈的黑暗森林，弑君称帝成为家常便饭。“自司马氏篡魏以来，人不守信、神不守灵”。
“李善长：我都70了我还能干吗？
朱元璋：司马懿也70了
李善长：~~~~~~”
相对于曹爽轻信司马懿的“洛水之誓”，明末汉族精英阶层轻信带路党的诺言，造成的后果还要严重无数倍。在付出了千万人生命的惨痛代价之后，中国各个阶层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识：相对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，民族矛盾才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关键！这就是为什么三百年后日本妄图复制满清侵华故事，却遭遇到举国上下联合抗日。不仅是共产党，国民党抗日意志的坚韧，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计。强大的民族主义共识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，是中国能够克服逆境崛起的依仗。直到今天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凡是涉及到日满的民族问题都不容触碰，不容挑战，谁碰谁社死！
罗翔的翻车，就在于他居然在全球都在右转，各国民族情绪高涨的当下，公开撩拨中国人对日满的民族情绪，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。罗翔并不是一个人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前文《罗翔翻车：中国“伪史陷阱”背后的骇人真相！》后台遭遇无数逆向民族主义者、精日分子、耶教信徒谩骂。
罗翔是一个基督徒。基督教强调个人主义，追求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普世价值，漠视人的原生家庭、宗族、民族等概念，消解爱国主义热情，堪称国家毁灭者，帝国粉碎机！明末清初，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大肆活动，影响了相当一批精英阶层的思想。在基督教思潮的影响下，明末的汉族士大夫国族认同淡漠，汉奸层出不穷，数量之多，行径之恶劣，历代罕见！尤为卑劣的是，在投降满清之后，他们往往又表现出极端的忠诚和狂热，反过头来对自己的同胞造成了巨大的戕害！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李自成从延庆石峡关突破长城防线，率军攻克北京城，崇祯帝自缢于煤山（今景山），明朝灭亡。四月初四，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献关降清。皇太极不久前刚刚驾崩，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自身尚且立足不稳，女真与明朝实力悬殊，八旗兵总数不足十万，关内汉人超过一亿。多尔衮所能冒出的最狂野的念头，也就是据守山海关外，割据东北，对于是否接纳吴三桂犹豫不决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曾经计除袁崇焕、劝降洪承畴，后来被称为“满清第一文臣”的范文程，成为推动清兵入关的“关键先生”。范文程上书多尔衮，主张清军打出“替崇祯帝复仇讨贼”的旗号，出兵进取中原。他提出，“战必胜，攻必取，贼不如我；顺民心，招百姓，我不如贼”，因此要一改以往的清军的屠戮抢掠政策，“严禁军卒，秋毫无犯”。范文程带病随征，起草安民告示：“义兵之来，为尔等复君父仇，非杀百姓也，今所诛者惟闯贼。官来归者复其官，民来归者复其业。师律素严，必不汝害。”明朝叛将洪承畴，则根据范文程定下的战略方针，向多尔衮献上行之有效的具体落地步骤：“我兵之强，流寇可一战而除，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，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，不屠人民，不焚庐舍，不谅财物之意。仍布告各府县，开门归降，官则加升，军民秋毫无犯。若抗拒不服，城下之日，官吏悉诛，百姓仍予安全。有首倡内应者，破格封赏。此要务也。”范文程和洪承畴两位汉人，以自身对明朝内情和汉人文化的深刻理解，量身定制了针对汉族社会精英的攻心策略。明朝末年国家财政崩溃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。早在神宗时期，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体系就已经破产。江南地区坐拥海外贸易之利，富甲天下，同时获得天量从海外输入的白银，成为事实上的中央银行。北京与江南财政和货币关系倒挂，成为一切矛盾的总根源。如果能将江南财富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其他地区，那么还能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；事实上却是，江南利益集团誓死捍卫自己的财富，恨不得一毛不拔，坚决抵制任何对江南加税的政策。这就是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本质。崇祯时期，阉党倒台，代表江南利益的东林党“众正盈朝”，全面掌控朝政，进一步降低江南赋税，把税收负担转嫁到原本就经济落后的西北内陆地区，迅速激化贫富矛盾，当地百姓彻底活不下去了，最终逼起民变。崇祯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，国库空虚，希望臣子们捐资助饷，大臣们一个个哭穷，最后勉强筹集了二十万两。李自成集团大都来自受压迫的社会底层，带着对权贵阶级的深仇大恨，进入北京之后，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，几日之内获银七千万两。朝求升，暮求合，近来贫汉难存活。
早早开门拜闯王，管教大小都欢悦。
杀牛羊，备酒浆，开了城门迎闯王，闯王来了不纳粮。
吃他娘，着她娘，吃着不够有闯王。
不当差，不纳粮，大家快活过一场。
这首歌完全是面向社会底层的政治宣传。李自成未进北京时，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被很多人理解为大家都不用纳税，却没有深入想想，国家运转总是要付出成本的，如果大家都不付出，那么谁来为代价买单呢？于是很多社会精英也欢天喜地地迎闯王，连正阳门都是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的。等真见了闯王终于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我就是那个代价！闯王的拷掠索饷，可以看做长期被过度压榨的西北内陆地区对富裕地区的反噬。闯王索饷的消息，迅速沿着京杭大运河从京城传到江南，精英阶层无不心惊肉跳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范文程和洪承畴的攻心策略，正好贴合明朝区域分化、贫富矛盾悬殊的内情，成功诱导大批明朝官民投降；更绝的是，满清打出“替崇祯帝复仇讨贼”旗号，又帮投降者贴心地洗脱了谋逆骂名，可以说是挠到了无数人心中痒点。因此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，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，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，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。
范洪二人的献计，是女真人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，能够入关成功的关键；此二人与献关的吴三桂一起，成为改变亿万汉人命运的三位重量级带路党！多尔衮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，在山海关一片石联合吴三桂大破仓促赶来的李自成，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，第二天多尔衮发出命令，要求“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，衣冠悉遵本朝制度”。这是清廷第一次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。剃发易服表面上看只是改变发型和服装，实际上具有深层的政治考量：一是作为一种服从性测试。通过此举摧毁汉民的抵抗意志，令其彻底臣服于满清政权，“因归顺之民，无所分别，故令其剃发，以别顺逆。”二是作为文化隔离防火墙。借鉴女真金国统治中国北方却淹没于汉化浪潮的历史“经验教训”，通过剃发易服和文化禁锢，改变、消除中国人数千年的风俗和历史，以确立满洲的统治地位，并不被汉族同化。剃发易服令从提出到真正坚决贯彻执行，最终演化为对华夏文明严重摧残，千万人头落地的滔天巨祸，又有一位汉人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，这就是孙之獬。
范文程和洪承畴二位虽然身为降清汉人，但内心还是崇尚汉家文化，千方百计推动满族汉化，保留汉族文化精华，促进满汉和解，因此主张汉家衣冠一应保留。但孙之獬就不同了。他完全放弃自己的汉人标签，全心拥抱满族文化，后人评价孙之獬：“原其心，止起于贪慕富贵，一念无耻，遂酿荼毒无穷之祸……”孙之獬在明朝主要事迹不详，通常认为他投靠阉党，参与编纂伪史《三朝要典》。这本书一改中国传统的史书记载方式，采用了大量基督教惯用的伪史编纂手法，混淆是非，颠倒转折，以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。阉党倒台后，孙之獬被崇祯罢官，李自成攻入北京后马上投靠大顺，女真人入关，孙之獬又第一时间降清。他为得满清欢心，有心“标异而示亲”。上朝时他变得“焕然一新”，不但剃了发，留了辫，还改穿了满族官吏的服装。当时，朝臣分满汉两班，绝大部分明朝旧臣虽然臣服满清，但脸面上多少还要装一装，不仅服装还是明朝款式，发型也基本保持原样。唯有孙之獬一个汉人却做满人打扮，谁也瞧不起他，因此不让孙之獬进入汉臣队伍。满人那边大多数是行伍出身的武将，更加看不起孙之獬的谄媚嘴脸，孙之獬想往那边挤，被人一脚踹出来，跌在地上，狼狈万状。北京城内反抗“剃发易服”的抗议乃至暴动也是此起彼伏。多尔衮担心强硬推行会引起汉人不满和反抗，由于清政府尚且立足未稳，于是公开废除此令，“天下臣民照旧束缚，各从自便。”一心想拍马屁的孙之獬这下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。头发已经剃了，又不能粘回去，天天上朝跟上刑似的，每天面对汉臣的鄙夷，满人的轻视，让他心态彻底爆炸。于是这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上疏提议加快执行剃发令。疏言：“陛下平定中国，万事鼎新，而衣冠束发之制，独存汉旧，此乃陛下从中国，非中国从陛下也。” 孙之獬对多尔衮施了个激将法：您既然如此雄韬武略，怎么连衣服头发这种小事都搞不定呢？到底是你征服了中国，还是中国征服了你？
据说，范文程在劝谏多尔衮入关的时候，为了加强其信心，曾经说过：“奸其妻女忍，刨其祖坟忍，夺其地屋忍，此等贱民何足惧哉？”范文程自己就是这句话的注脚。在降清之后，多尔衮的弟弟多铎看范妻貌美，明目张胆地将其妻子据为己有，范文程敢怒而不敢言。后来还是皇太极本来就有修理多铎之心，再加上要笼络范文程这个能臣，才找了个机会处罚了多铎，但不过也只是罚款削饷而已。多尔衮心里本来就有点看不起范文程，他心里嘀咕，范老头你自己当了牛头人，怎能以己度人，说天下汉人都是忍者神龟？他对范文程的话将信将疑，战战兢兢入关之后，果然明朝官民望风而降，于是胆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，对汉人的轻蔑之心日渐增长。孙之獬这么一激，成功地把多尔衮火气激起来：汉人如此懦弱，我居然还怕他们，我岂不是成了绿毛龟二次方？顺治二年(公元1645年)六月间，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，再次颁发极为严苛的“剃发令”：“全国官民，京城内外限十日，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，全部剃发。”为防止各地执行不力，多尔衮在诏书中详细解释了原因：“遵依者为我国之民，迟疑者同逆命之寇，必置重罪；若规避惜发，巧辞争辩，决不轻贷。该地方文武各官，皆当严行察验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，欲将已定地方之民，仍存明制，不随本朝制度者，杀无赦。”“清军在街道、路口搭个棚子，旁边竖一根旗杆，上面悬挂着‘薙发令’圣旨，谁要敢不剃头，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；剃发匠人被官兵押着游行于市，见蓄发者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按住脑袋就剃，稍有反抗，即杀之。”——鲁迅《呐喊》与剃发易服同时推出的，还有占房（侵占房舍）、投充（抢掠汉人为奴隶）、逋逃（逃人法）等暴政，比李自成时期拷掠索饷还要严酷百倍千倍！李自成只是拨乱反正，逼迫精英阶层吐出财富而已，多尔衮自认为站稳脚跟，终于露出了狰狞嘴脸，完全把汉人不当人了！